十八里土路。
八月。日头毒。
天空是那种洗褪了色的蓝,没有一片云。太阳首首地钉在头顶,不是照下来的光,是一整块烫的白压在头皮上。
走到第五里的时候,右脚底起泡了。脚趾根部那里,布鞋底太薄,石子硌进来一颗又一颗,走着走着就磨出来了。开始只是热,然后是胀,然后是痛——那种水泡快要破还没破的胀痛,每走一步都在提醒你:你在走。
碰见一个卖菜的老太太。
驮着两筐空心菜,扁担压在肩上,走路有些蹒跚。经过南乔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歪着头打量她。
“去哪?”
“温州,找事做。”
老太太的眉毛皱了一下。
“女娃一个人?”
“一个人。”
老太太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换了一下肩上的扁担,摇摇头,走了。
南乔继续走。
边走边盘点。
用林知微的方式盘点。不是感慨——感慨没有用。是清点库存。
有什么。
两套记忆。一套是周南乔十九年的人生——苍南县的风土人情、温州话、做农活的经验、高中学历、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另一套是林知微二十八年的人生——商业分析方法论、信息处理能力、对供需关系的理解、对“效率”和“信息差”这两个词的首觉。
分析能力。看到一件事能拆成三层来看——表面是什么、底下是什么、未来会怎么变。
三块五毛钱。
一双能走路的脚。
一本写满字的笔记本。
没什么。
没人脉。在温州城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没本钱。三块五毛钱在1985年的温州能干什么?买十顿最便宜的饭。五天。
没户口关系。没有介绍信。没有单位。走在路上就是一个无根无靠的人。
没文凭。通知书烧了。她连证明自己考上过大学的纸都没有。
好。清点完了。
现在的问题是:1985年的温州,什么东西最有机会?
改革开放第七年。个体户刚起步。万元户是报纸上的新闻。国营工厂还没倒,但己经开始松动了。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温州这个地方——南乔知道,林知微也知道——温州人做生意是刻在骨头里的。鸡毛换糖、前店后厂、走南闯北。
但最大的机会不在做东西。
在卖东西。
同一双鞋,温州出厂三块钱,省城百货公司卖八块,上海卖十五块。同一匹布,温州批发一块二,广州零售三块五。同一种纽扣,义乌两分钱,北京两毛。
差价。
差价的本质是什么?是信息不对称。温州的工厂不知道上海的人愿意出多少钱。上海的商店不知道温州的鞋只要三块。两边都困在自己的消息圈子里。谁能把两边的信息拉通,谁就能吃掉中间的差价。
不是钱,是信息。
谁掌握信息差,谁就能赚到第一笔钱。
她不需要本金。她需要的是——知道谁有东西,谁需要东西,中间差多少。
三块五毛钱不够做任何生意。
但够她撑五天。
五天够她找到第一个信息差。
经过一个小镇集市。
不大。一条街,两边摆摊。卖菜的、卖鸡蛋的、卖水果的、修自行车的、收废品的、弹棉花的。人来人往,嘈杂得很。
南乔没有走过去就算了。她停下来。看。
修自行车的老头——六十岁上下,手艺不错,补一个内胎又快又干净。他面前摆着一排工具,扳手、胶水、旧内胎、打气筒。摊子前面停着三辆自行车等着修。生意不差。但他只有这一个点位——这个小镇,这条街,这个摊子。辐射范围最多方圆两里地。再远的人不会骑着坏车来找他,而是找自己家附近的人修。
他的手艺值钱。但他的手艺被地理困住了。
卖鸡蛋的大姐——筐里鸡蛋堆得满满的,个头匀称,看着新鲜。价格写在纸板上:两分一个。南乔走过去看了一眼旁边卖鸡蛋的——也是两分。但大姐的鸡蛋明显大一圈。价格一样,品质更好。只是没有人知道。她的筐和旁边那个筐挨在一起,从远处看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
她的鸡蛋比隔壁好,但信息没有传出去。
收废品的男人——骑着三轮车,车上堆着纸壳、铁丝、旧报纸。他从镇子东头收到西头,一圈走完回家卖给回收站。赚的是差价——从居民手里收的价格,和回收站收的价格,中间那点毛利。但他只跑这一个镇子。如果他知道隔壁镇子的回收站比这边贵两分呢?
每一个人都困在自己的信息孤岛里。
修自行车的老头不知道三里外有个工厂车间里有二十辆自行车等着修。卖鸡蛋的大姐不知道隔壁镇的鸡蛋卖两分五。收废品的男人不知道十里外有个更好的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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